杂记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后来伊冯被老妇人收留，和她在交谈时，面无表情用一种几乎不带任何情感的语调，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杀死旅店老板的过程。当老妇人问他：“你没回去尝试救活他们吗？”，伊冯只回答了一句“我不是医生”。

布列松曾说“我不审判，我只是呈现。或者说我更愿意表现我感觉到的世界”。

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列松在影像里呈现出的残忍人性与冷酷世界更加赤裸与不加掩饰，他不像前者，还曾希冀过一丝幻想，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直面生活的黑暗与苦难，尖锐地揭露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但他也通过塑造娜塔莎与阿廖沙这对悲情的情侣，以更多的笔触来告诉人们苦难能净化灵魂，能使人获得新生，只有爱是人类延续的希望，爱的光辉永恒不灭。而布列松则直接告诉你，从来就没有这样美好的幻象，别再抱着可笑的希望自欺欺人了，绝望吧！我们从来找不到一条出路来摆脱这些纷扰与苦痛，只能和它一起走向毁灭，走向死亡

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暂且一边直面死亡与心灵深处的黑暗，一边不断怀疑与探索，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要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自己。送上布列松的名言：艺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阿希从众实验。阿希从众实验（英文：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是所罗门·阿希1956 年进行的一次非常经典的关于从众现象的实验。实验者以男性大学生为被试，每组 7 人，坐在一排成半圆形，其中 6 人是实验者的助手，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被试，被试并不知道其他 6 人的身份。实验开始之后，实验者向所有人展示了一条标准直线 X，同时向所有人出示用于比较长度的其他三条直线 A，B，C，其中有一条和标准直线 X 长度一样。然后让所有人（其中包括 6 位助手和 1 位真的被试）说出与 X 长度一样的直线。实验者故意把真的被试安排在最后一个，前面 6 位由实验者的助手伪装的被试们，都会按照事先的要求说出统一的错误答案，最后由真的被试判断哪条直线和 X 长度一样。实验结果是被试做出所有回答中，有 37% 的回答是遵从了其他人意见的错误回答，大概有 3/4 的人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大约有 1/4 的人保持了独立性自始至终没有一次从众发生。

已经有无数可重复的实验表明人们的态度趋于与行为一致以消除内心的不适感。包括 Aronson and Mills (1959)的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女生被告知想加入某一组织需要经历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便是需要当众大声朗读一些色情片段（要知道 1959 年的美国，性观念还是十分保守的），才能加入某组织。较之那些不需要经历这一严酷考验的参与者，经历了这一考验的参与者表示出对该组织更多的好感。

谨以杨联陞先生的结论作结：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前机器时代的农业国家，在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必要让时间精确到分分秒秒，传统的对于“勤”的强调和严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有助于中国维持一个长期延续的帝国，而且，无疑还将有助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美式早餐麦片的发明者约翰·哈维·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隶属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 Day Adventist）相信吃天然的、未经深加工的食物有助于减少手淫，于是他发明了玉米麦片，并在美国大肆宣传吃早餐有益健康

「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然而第一层寓意只是假象，这个假象不仅在电影里遮蔽了所有人的双眼，让他们看不到主角瑞根那颗热爱表演艺术的真心；更重要的，这个假象也蒙蔽了现实世界中观看电影的我们，让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重演了电影里大众对瑞根的盲目和偏见。从而爆发出比电影自身更强的戏剧性。

有句话，好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电影，这是科波拉的话。

《重庆森林》里面，大家都曾那么近，可是谁又曾真的得到过谁？

我一直觉得，与其说什么样的春晚造就什么样的观众，倒不如说是观众的素养决定了春晚的水平，彭宇案过去多少年才出的《扶不扶》，同样这两年的春晚创作对女性不尊重，可男权社会势头的抬升可不是这几年的事。这和知乎的生态是一样的，大 V 们常常有种错觉，是自己引领了知乎的品味，殊不知，决定这个网站水准的，是那人手一个赞同、反对和感谢的普通网友。所以说，当年的春晚敢这么调侃，不也是因为太多人觉得所谓的精神疾病就是一种矫情，太多人觉得如果自己心理方面有点另类，还是一件挺值得自豪的事？

如果说有什么是影片唯一反对的话，我会说是虚伪。Mallory 的父母一个是伪装成正常父亲下的禽兽，一个对看到的一切装作毫不知情，两人假装若无其事的生活，但这种伪装的正常是以无辜者的牺牲为代价的。Mickey 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杀人是自然的，是纯洁的，就像森林里狮子吃羚羊一样，人也杀戮，人除了杀狮子羚羊，人还杀森林，但人们不说这是杀戮，人们美名其曰“工业化”，而这就是一种虚伪，对事实残酷本质的伪装。对 Mickey 来说，虚伪可能才是最大的恶，因为它掩盖了事物的本质，让罪恶不能见光，让罪恶得以名正言顺的进行。他反问记者说：无辜？谁是无辜的？谁都有有一些肮脏龌龊的想法，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对他来说，在工业文明长大的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都学会了虚伪、学会粉饰自己。这也为什么他惟独在杀了印第安人后感到内疚和痛苦，他认为他们的文明是自然而原始的，没有受过工业文明的污染。对记者的直指也说明这点——“在我看来，你们不是人，你们都是猿人，你甚至连猿人都不是，你是个媒体人”，我杀人就是杀人，非常简单明了，但媒体人会去包装杀人这件事，买卖恐惧、寻求刺激，把一个原本纯粹简单的东西伪装得极其复杂，却只是为了娱乐大众。

多么可笑又残酷的现实。30 岁之前的女人为虚荣而恋爱，误以为那些用物质堆砌起来的感情就是真爱，30 岁以后的男人却只想像圈养一只乖巧听话的金丝雀般圈养女人，她只需像读者模特一般貌美如花、头脑简单就好。

布列松曾说“我不审判，我只是呈现。或者说我更愿意表现我感觉到的世界”。

如何做好的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解释另一些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童年？我们认为孩子应当拥有何种童年？

童年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验：多少次，你对孩子脱口而出的话，会让你猛然想起这是小时候父母对自己说的。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在80年代提出，儿童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即使在成为父母前也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着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童经历的趋势。

童年对我们的另一重影响，在于我们常常会从童年的经历中去寻找解释自己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并不完全来自记忆，也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但作为我们建构的“个人叙事”，它会指引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

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美”的童年。理想童年的拼图总有那么几块遗失。那些或多或少的童年缺憾或伤痛就像消极的回声，长久地回荡在我们心间。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本能地决定绝不让他们拥有相同的遗憾，遭遇同样的创痛。

这是戏剧和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主要角色虽然性格迥异，却演绎着本质相通的矛盾。各个角色经历体现的矛盾同义反复，让戏剧冲突汇集到同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最终聚焦到主角的故事中，让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然后统一升华。

世界第一条地铁，并不是以“地铁”一类的名称起名。话说 1863 年，伦敦修成第一条地铁，来往法林顿（Farringdon）与国王十字（King's Cross）车站，名为“大都会铁路”（Metropolitan Railway）。后来，法国巴黎修建地铁的时候，也将“大都会铁路”的名称借过去用，再然后将“Metropolitan”一词缩略变成“Metro”。时至今日，很多欧洲城市也广泛采用 Metro 来指城市轨道交通。

阿希从众实验。阿希从众实验（英文：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是所罗门·阿希1956 年进行的一次非常经典的关于从众现象的实验。实验者以男性大学生为被试，每组 7 人，坐在一排成半圆形，其中 6 人是实验者的助手，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被试，被试并不知道其他 6 人的身份。实验开始之后，实验者向所有人展示了一条标准直线 X，同时向所有人出示用于比较长度的其他三条直线 A，B，C，其中有一条和标准直线 X 长度一样。然后让所有人（其中包括 6 位助手和 1 位真的被试）说出与 X 长度一样的直线。实验者故意把真的被试安排在最后一个，前面 6 位由实验者的助手伪装的被试们，都会按照事先的要求说出统一的错误答案，最后由真的被试判断哪条直线和 X 长度一样。实验结果是被试做出所有回答中，有 37% 的回答是遵从了其他人意见的错误回答，大概有 3/4 的人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大约有 1/4 的人保持了独立性自始至终没有一次从众发生。

“有一种饿叫你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今天看到这句网络流行语会心一笑的人，大概都有相似的经历吧。然而，这些幸福却无法抵御内心的纠结，童年的我更渴望另外一些东西：那些被我饲养和宠爱过的动物，不要成为家里的盘中餐；考试没考好之后，父母能对我温柔一笑；在批评我之前，能否先倾听我的解释；能否多问问我：“你过得开心吗？你的烦恼是什么？”

迈克渴望被爱，又排斥亲密关系，其实是害怕与人越亲近，真实的自己就越被人讨厌。当迈克真实的一面被人理解并且厌恶时，他就会感到被遗弃而恐惧害怕。

台湾地区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谈到过去几千年中国主流儿童教育的特征：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有一套“成人中心”或“家长制”的设想；儿童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至上”的特质，不但整个人生的意义在于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追求快乐人生，充实满意，或健康活泼），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至于童年阶段本身，未必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儿童教育的“道德色彩”浓重，要小孩从小就学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声慢动，“举止俨若成人”。

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萨姆的内心是非常渴望被关爱的。但她却知道，不能轻易表现出来，因为显露出来非但不能让她真正得到关爱，反而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在周围冷漠的人眼中。

我想绝大多数父母都想成为好父母，但是成为好父母是需要知识和技能的，爱的方法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追溯自己的童年，正是为了学会一种更好的爱的表达方式。这不仅仅关乎我们对下一代的爱，也关乎我们这一代人的和解。“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一腔热血，但将来他们会如何评判我们呢？

50 岁，对于一个想写出好的严肃小说的人来说，是个最适合的年纪。阅历够了，技术也打磨到了一定的火候—— 倘若他之前已经写了十几年的话。索尔·贝娄在 50 岁写出了洞察人世的《赫索格》，奥尔罕·帕慕克 50 岁完成《我的名字叫红》。这么看来，50 岁的本·方登写出《比利 · 林恩的中场战事》奠定自己的小说家地位，是一个勤奋笔耕的人应得的回报

战争在见识过死亡的人和没有见识过死亡的人之间拉起了一道坚实的隔阂，让他们无法沟通，并激发出海量的虚伪的话语和居心叵测的作

《五号屠杀场》一直被视与《丧钟为谁而鸣》齐名的反战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冯古内特的美国士兵。作者用平静的笔调勾勒了他的大半生经历，着重描写了他作为战俘经历德国德累斯顿战役的遭遇，“这些故事里面都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也没有较大的戏剧冲突。或许绝大多数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是这样，像无精打采的玩偶，战争本来就是让人丧失个性的东西。”

情绪的发泄当然容易得到认同和点赞，但这种宣泄，也仅仅是一种宣泄罢了，既不能让人明白事理，也不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反而制造了对立。

在绝症面前，科学往往是冷酷无情的，骗子往往是温情脉脉的，患者往往是失去理智的。

最近“新视野”号在太空中 9 年的旅程让很多人唏嘘不已，不过我们的信使号虽然“只是”从地球到水星，却也花费了长达 7 年的时间。要知道，地球到冥王星的最小直线距离差不多也有 30 个天文单位，而到水星只有 0.6 个天文单位，而所花费的时间却相差不大。为什么？都是太阳惹的祸。从地球到水星，太阳的引力会一直拽着“信使号”加速，而信使号本身的动力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和“旅行者 1 号”类似，他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等待大行星的引力协助。为了减速到进入水星轨道，“信使号”总共飞越地球一次，金星两次，水星三次，才最终到达水星，并成为水星的人造卫星。

从地球到水星，太阳的引力会一直拽着“信使号”加速，而信使号本身的动力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和“旅行者 1 号”类似，他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等待大行星的引力协助。为了减速到进入水星轨道，“信使号”总共飞越地球一次，金星两次，水星三次，才最终到达水星，并成为水星的人造卫星。

。我个人管这类电影叫镜子戏。导演试图把银幕变成一面镜子，让观众，让媒体，让影评人从电影里看到自己，同时又意识不到那就是现实中的自己。（最近有一名中国导演也在他电影里拍了类似的镜子戏——姜文的《一步之遥》，他在电影中塑造了代表媒体和舆论的王天王，以及只想“枪毙马走日”的民粹式舆论。然后他再用这些场景批评现实中看不懂《一步之遥》的观众。）

美学本属哲学，只是让我们对艺术有更多的思考，了解「为什么是这样」以及「还将会怎样」。

导演没有指挥现实世界的观众，而现实世界的观众就和电影中的公众一样跳起滑稽舞来

鲁迅说，他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对于达利诸人而言，只要揭出最深的痛苦和丑恶，至于引起什么，就你们感受一下，他们才不管。再看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我们除了觉得太难看了这什么玩意儿这老子能画一百张之外，还剩什么呢？的确，我也一样，这画对于我来说，除了知道是个艺术品之外，毫无欣赏力和感情。但它不是为我们而生的。经历了二战创伤的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生灵涂炭，一片哀号。而毕加索的创作，满怀着反战的愤怒和苦痛，每一个经历了二战悲剧的人看到这个，都会产生强烈的震撼。这就是艺术场域（field），一群人理解一类艺术。这不是优美，而更偏向（尽管不是）先令人有痛感的崇高。此时的丑，却是彼时最沈重尖锐的武器，乃是最好的艺术，简直可令天地为之恸哭。

「我们生而负债，欠这个世界一个死亡。这是悬在每一个摇篮上的黑暗阴影。

当艺术变成了不让人思考意义的躯壳，这是不能承受的艺术之轻吗？

1982 年，雅达利花 2100 万美金的天价买下了《ET》的游戏改编权，仗着电影的名气，雅达利相信这款游戏无论如何都会热卖，但也受制于超高的授权费，雅达利只能尽可能的压低开发资金，就算如此雅达利也必须保证 400 万份以上的销量才可能赚钱，同时为了赶上圣诞档期，雅达利只给了本作 5 周的开发时间，最

1982 年，雅达利花 2100 万美金的天价买下了《ET》的游戏改编权，仗着电影的名气，雅达利相信这款游戏无论如何都会热卖，但也受制于超高的授权费，雅达利只能尽可能的压低开发资金，就算如此雅达利也必须保证 400 万份以上的销量才可能赚钱，同时为了赶上圣诞档期，雅达利只给了本作 5 周的开发时间，最终这款“史上最短开发周期”游戏成为了公认的“史上最烂游戏”。

《ET》将玩家们长期以来对低劣游戏的愤怒彻底的激发了起来，造成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拒绝购买一切游戏，因为它们几乎全是毫无诚意的骗局，各方指责和压力下，游戏产品的销量开始急剧下跌，美国的商店已经开始无差别下架这些“电子垃圾”，1982 年营业收入还高达 20 亿美元的雅达利，在 1983 年就已亏损 5.36 亿美元，并很快宣布破产

欣慰的是，面对「瞥见死亡黑暗」的创伤，我们终于不再惩罚受害者（你会在后文明白这是为什么），不再忽略问题的存在，并能从多个角度看待它。而这一路，走了上千年

，宫本茂也来到任天堂当了 3 年美工，终于在老社长山内溥的提拔下，争取到了第一次主持开发游戏的机会，他奉命去研发一款以《大力水手》为主题的游戏。前社长山内溥于 1977 年带领任天堂进军游戏行业这款游戏的主要内容与动画片一致，女主角奥利佛被大坏蛋布鲁托又一次抢走了，玩家要控制大力水手去营救女友，大坏蛋会站在高处不断的向下扔木桶，而玩家要一边爬梯子一边向高台进军……然而在游戏研发即将结束的时候，任天堂美国方面却传来噩耗，他们没能买到《大力水手》的版权，游戏中的人物形象必须重做。宫本茂被迫将大坏蛋布鲁托换成了一只大猩猩，将女主角奥利弗换成了一个金发美女，而大力水手则被换成了一个矮小的“意大利木匠”，这个小木匠穿着红色的吊带裤，蓝色的上衣，头戴一顶红色的帽子，大鼻子下还留着一撮大胡子，说到这里恐怕很多玩家已经想到了，没错，这个角色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马里奥，而他初登台的游戏正是这款《大金刚》。

在19世纪初，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大金刚》于 1981 年一经推出，就在北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一年内销售了 6 万多台（街机），创造了 1.2 亿美元的利润，成为了任天堂第一款代表作。而通过这部作品人们也第一次认识了“马里奥”，只是那时他还被叫做“JumpMan”，也就是“跳人”，他的名字正式确定据说是因为有一次美国任天堂正在开会，房东 Mario Segale 曾突然闯入要求他们立刻交租，众人随即决定让这个“总被人玩死”的小跳人叫“马里奥”吧！

借助《鸟人》这部电影，我们能很好地了解了解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表现手法。最本质的一条，电影只能给观众呈现客观世界（视觉，听觉），而魔幻现实主义则要用客观的元素去描述人的主观世界。

借助《鸟人》这部电影，我们能很好地了解了解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的表现手法。最本质的一条，电影只能给观众呈现客观世界（视觉，听觉），而魔幻现实主义则要用客观的元素去描述人的主观世界。简单来说，无非是将人类只在脑海中才能体验到的情绪、感觉和想象，物化成电影中可以看到的画面和听到的声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隐喻。把一个感性的认识，比如伊卡洛斯或超级英雄式的垃圾电影，物化成一个 birdman 的形象。然后是镜头语言和背景音乐。焦虑是瑞根的主要体验，于是电影就让我们看到不停旋转的镜头，听到永不停歇的鼓点。当瑞根的情绪爆发时，我们听到 birdman 对他说话，看到他用超能力移动砸碎物品，甚至在过道里看见本不该存在的击鼓艺人。这些幻觉被物化了摆在我们面前。电影中魔幻的转场也是一个例子。前一秒劳拉才抽了瑞根一个巴掌，后一秒劳拉已经带着魅惑的微笑走上了预演的舞台。这种转场割裂了观众对客观世界中时间连续性的认知，是为了在两个场景切换中确保角色心境的连贯性

要知道，1985 年之前的电子游戏还被牢牢的束缚在狭小的显示器里，角色只能在屏幕大小的场景内移动和冒险，打完之后才能切换到下一个场景，游戏的世界显得如此局促。《超级马里奥兄弟》第一次打破了屏幕的束缚，引入了革命性的“真•横向卷轴”技术，游戏人物可以不断的向前进，仿佛能走到屏幕之外一般，流畅的感受游戏世界的变化，不断的享受各种惊喜！游戏空间的概念一下子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仿佛一夜之间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电子游戏迎来了一次大解放。

从进程上看，宇宙大爆炸是一个空间迅速膨胀，物质密度迅速下降，温度也迅速下降的过程。所以到宇宙诞生后零点几秒的时候，宇宙温度已经降到了 10Mev 以下（差不多几百亿度量级），质子和中子就开始形成了。所谓氢原子核，其实就是质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轻的原子核就已经合成了。最开始的时候，质子和中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是随着温度进一步降低，到 1 秒钟以后，质子和中子的数量比就冻结了，比例是 7：1，质子多，中子少。中子这个东西很麻烦，你放着它不管，它大概 10 分多钟就衰变了，除非你把它结合到原子核里。那么什么时候它可以到原子核里呢，这必须要宇宙温度下降到 0.1Mev，也就是 10 亿度以下，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可以形成氢的同位素，氘。这个时候宇宙的年龄是 100 多秒，比中子的半衰期短的多，所以中子都保全下来了。氘在核反应链条上是一个中间产物，大量的氘通过不同路劲最终形成了氦。到宇宙年龄 3 分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子都到了氦里面。如果记得我们刚才说过宇宙质子和中子的比例是 7：1，那么很容易可以推算出来这个时候氢和氦的质量比例是 3：1. 也就是宇宙中 75%是氢，25%是氦。核反应再往下进行就很麻烦了，因为自然界没有原子量是 5 和 8 的稳定原子。原子量是 6 的稳定原子有一个是锂 6，但是形成锂 6 的反应截面很小。所以下一个能够形成的原子实际上是 7Li。但等 7Li 可以开始形成的时候，宇宙已经非常冷，密度也比较低了，核聚变很难继续进行。所以大爆炸核合成过程最后只形成了非常少量的 Li. 到宇宙年龄 1 小时的时候，核合成已经完全停止，宇宙中的元素丰度仍然是 75%的氢，25%的氦，和极为少量的锂 7。此后一直到宇宙诞生后大概 10 亿年，第一代恒星开始形成了，更重元素的合成才重启了。

然后，你自然开始尝试一些「符合自身阶级」的事情：登山、潜水、冲浪或者不太低 buy-in 的德州扑克......直至你发现哪个好像都不真正喜欢

他指挥写手们造所有候选人的谣，但旋即发现川普的支持者群体与众不同，对谣言毫无抵抗力且极其渴求，黑希拉里的谣言经常能通过该群体引爆传播，带来的流量最大

如果说《寂静的春天》最基本的贡献，那就是她简洁明了地把人类活动和狭义的“环境”问题同广泛的生态系统影响联系起来。环境问题不是简单的有毒 - 损害响应，它与我们人类的每一种行为，每一寸赖以生存的土地息息相关。这是美国的生态学家们正在关注的科学事实，作者用优美的文字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公众。

“我确定十年寒窗就是十年寒窗，你为什么在第三年、第五年的时候就让我天下皆知？我进这一行，爱的就是这十年寒窗。一朝麻雀变凤凰，是明星的生活，或是浪漫影视作品中的故事。”

生态环境学家们只是那个告诉我们，行驶着的车胎或许有条缝的那个人。是不管这个消息继续走，还是停下来补一补，或者彻底换个备胎，一切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石头记里的器物，许多都是杜撰的，比如写探春屋里挂着“颜鲁公的对联”，唐朝没对联；旁边是“汝窑大花囊”，汝窑无大器。曹公当然知道这些东西子虚乌有，人家就是故意往错里写，以衬托那种荒诞的浮华，所以一部风月宝鉴，要反着看。

对，景德镇从明朝开始就做马克杯，不过都是欧洲人 OEM 的，做出来直接装船出口。马克杯，就是 Mug，金字塔时代的埃及人发明的，主要是喝热饮，比如啤酒——没错，那时啤酒要趁热喝。后来传到了欧洲，材质是木头金属等等，明朝开始从中国订做瓷的，中国人才看不上这种水桶形的怪物，从来不用。

我们惧怕像父亲这样高高在上的权威，渴望像母亲这样平等的抚慰者。“孩子的痛苦来自于他和父亲期望之间的距离。”意大利心理学家 Luigi Zoja 在《父性》一书中

父亲形象的幻灭，迫使他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对他之后创立精神分析学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女人天生是母亲，而男人需要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父亲

“父亲身份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建构，而生理的父亲身份并不足以保证其存在。”意大利心理学家 Luigi Zoja 说。

我们人类喜欢探索世界，是因为我们好奇于物质世界的种种表象。比如，人类会觉得「看，那晚霞多美啊！」这就是人类探索世界的原因。但在神看来，这种兴趣是很无聊的。因为「晚霞」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事物的真相，晚霞的本质是光，光在特定的大气环境下折射，呈现出了粉红等多种颜色，才看上去是彩色的。欣赏晚霞，其实是在欣赏已经「被扭曲的真相」。那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假信息

所以欣赏晚霞在神看来是非常愚蠢的，是已经被扭曲的现象而不是本质（光），是不完全的观察（肉眼），是低级生物对观察到的失真信号再度扭曲（情感）。这整个过程是无意义的。从这个例子，你大概可以揣摩一下神级文明为啥对物质世界和物质身体丝毫不感冒的原因。

每一代新的硅基智能诞生之后，首要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立刻着手设计下一代更强的智能平台。由于硬件一但制造出来不可改变，所以不断的设计更新创造下一代硬件平台是其终生追求目标，也是其重大缺点

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外表可能非常吸引人，他们非常擅长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绘制一个“梦幻世界”，在恋爱关系中，他们可能是最浪漫和迷人的情侣，在亲子关系中，他们可以扮演妙趣横生的家长。可是，在这“梦幻世界”的背后，患者寻求的并不是伴侣或者天伦之乐，而是膨胀自我意识的臣服者和供养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水晶鞋是王子和灰姑娘辛氏唯一的信物，其意义非比寻常，而现在让整个京城的少女都来试这双鞋，后果不堪设想。从辛德瑞拉的两个姐姐（图 1）可以看出，这个舞会几乎没有准入制度，不看脸（正能量），但结果就是什么样人都有：有脚特别大的吧，有出汗特别厉害的吧，有脚特别臭的吧，这么穿来试去最后难免要把水晶鞋给搞成破鞋。

用老比弗的话来说：“在市场好的时候，弱者也能成功。只有困境才能让强者变得更强。”

迪奥在1957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曾思考了奢侈品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我不是哲学家，但依我看，女人——还有男人，似乎本能地想炫耀自己。在这个强调规则、强调整齐划一的工业时代，时尚是人类保持个性和独一无二的最后的庇护所。我们应该欢迎那些即便是最出格的创新，因为它们能保护我们免受粗制滥造、单调乏味之害。当然，时尚的确稍纵即逝，而且自恋骄纵，但在我们这阴郁的年代，奢侈品一定要被小心又小心地保护。”

这几年他们常常会问我，为什么长大了以后忽然就变得这么内向了啊？不爱说话，也不爱笑，我都没有回答过，一提到就沉默。

我们不是美军，平常放松的余地很小。美舰靠了码头，悍马吊下来，换了便装就出去浪；留舰上该干活的干活，不干活的在码头架起烧烤，放起音乐跳舞。我们就真的是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装逼。你的荣誉是集体的荣誉，你的噩梦却是你一个人的噩梦。思乡，抑郁，结石，膝盖积水，腰肌劳损，连续性的失眠，亲人去世，孩子生病。你怎么能有噩梦呢？你是思想纯洁信念坚强的革命军人，情绪应当永远稳定，精神状态始终饱满，你不该有负面和私人的感受。可当你的孩子被人问起“为什么爸爸没来”脱口而出“我没有爸爸”的时候，当你坚持着一个成年人成熟的价值观却终日面对各种陈词滥调洗脑的时候，当你揣着硕博学位和满腹学识却不得不为迎接领导检查在码头卫生区撅着腚拔草时，这种负面和私人的感受瞬间就吞没你，排山倒海一般。

林恩回国后参加活动，场面盛大，华彩斑斓，表面上是一种肯定、一种褒奖、一种荣誉，其实只是一场戏而已。戏演得越热闹，人心就越凄凉。而这样政治正确的戏码，哪里都有，我经历的不要太多。

你问我怎么评价电影，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当我代入角色时，那些被人为贴在我身上的标签被撕的干干净净，我回到了凡俗的身份。你知道“人的身份”在各种政治正确的压迫下，有多么可贵么？李安的新电影技术，我也不懂。我就觉得他想表现一种特殊的罗生门，宿命的不可理解。众人觉得战士是舍己救人的英雄、是深明大义的孩子、是可供消费的符号、是任人摆布的木偶，看高的看低的，就是没有他本人不愿袒露又需要抚慰的一面。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这是真圣母）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康有为。（这是圣母病）微博@马亲王

从本质上来看的话，设计和艺术却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目的不同，艺术的目的是自我表达，设计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他们的受众不同，艺术的受众是所有人，但是每个人对艺术作品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其理解是否和艺术家想表达的一致并不太重要，而设计的受众往往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需要受众对设计作品想要传达的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

如果你明白了设计与艺术的区别，那么也就不难明白，设计的创意并非来自于个人灵感，而是来自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信息的整理

如果你明白了设计与艺术的区别，那么也就不难明白，设计的创意并非来自于个人灵感，而是来自对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信息的整理。当设计师面临待解决的问题时，不应只浮于表面看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

电影的解释权，分阶段的不同，被不同的阶级所把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甬道内，对电影的评判，都多少带有点儿阶级斗争的意思。最鲜艳的例子就是《银翼杀手》和《变形金刚》。两部电影都致力于，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寻找某种解脱的方式，区别只在于《银翼杀手》找到的是心灵的出口，而《变形金刚》靠的是身体上的发泄。在资本家看来，《银翼杀手》是烂片，《变形金刚》是好电影。毕竟，比起那些云山雾罩的美学和主题，票房是诚实的。资本家对待烂片的手段就是，35 年后，《银翼杀手 2》才获得拍摄的机会。对待好电影，则是《变形金刚》这种待遇，10 年拍了 5 部。对两部电影的评价中，作为无产阶级的观众，他们经常和资本家们的态度截然相反。《银翼杀手》被各种评论体系一次次地认证为经典，而《变形金刚》则被当做只会秀肌肉、翻跟头的小丑。但作为人数更为庞大的观众，他们对待《银翼杀手》这种好片的态度是用热爱去疏远它，对《变形金刚》，则是用观看去诅咒它。

被称为奥斯卡之父的梅耶曾经坦白说，创立这个奖项的原因是，“控制电影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颁奖，如果我给他们奖杯和奖项，他们会拼死制作出我想要的东西”。

当人对一件事缺乏基本的信息量和知识而无法判断时，总是喜欢谈感觉，因为除了感觉，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他的逻辑思维。所谓外行看热闹...... 中国又是恰恰喜欢把知识玄学化的国家。常常把直觉和经验放到理论分析之上的位置，

闹...... 中国又是恰恰喜欢把知识玄学化的国家。常常把直觉和经验放到理论分析之上的位置，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女演员好像只有少女和老太太两种状态。第一关键点，当然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的基因在作祟。本质上，还是不尊重女性。在中国的电影里，根本就没有女人，女人都是女孩儿去替代的。 30 岁的角色用的是 20 岁的演员出演，40 岁的也用 20 岁的演员去演，因为“观众接受”，因为这是一种美。所以技术和非技术类的装嫩，简直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对女人的审美，暴露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本质。在电影层面的体现就是，中国电影的年龄只有两个，要么假模假式地未老先衰，要么赖皮赖脸地装嫩。

神经科学家认为：不同神经环路的神经活动产生了人类基本的情感，而情感驱使我们做出不同的行为，比如悲伤时我们会哭泣，开心时我们会欢笑。与爱情有关的神经环路活动主要有 3 个，海伦•费舍尔(Helen E. Fisher)将这 3 种神经环路活动分别定义为：性荷尔蒙驱动力（sex drive）、浪漫爱情引力（romantic attraction）和爱情陪伴力（male-female attachment），在不同层面为爱情供给情感和动力的养料，使我们能顺利地求偶、恋爱、结婚生子，最终完成爱情马拉松长跑

爱情陪伴力这一阶段的爱情主要由我们体内的催产素（oxytocin，OT）、血管加压素（vasopressin）和血清素（serotonin,5-HT）支配。腹侧苍白球的血管加压素受体与一对一的伴侣关系形成有关，而腹侧苍白球缺乏血管加压素受体的恒河猴和野生田鼠性关系就很混乱。

人类自己创造了幻觉，又信以为真

明朝人曹学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作者